抗战时期民族工业的内迁，是我国民族工商界的一次爱国壮举（抗战期间民族工业内迁）

　　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内受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和盘剥，国家风雨飘摇，人民濒于绝境。许多志士仁人在苦难中多方寻求富国强民之路。

　　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黄炎培，目睹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忧心如焚。在蔡元培先生的影响和感染下，他逐步形成了教育救国的志向。“兴教育、办学堂”是黄炎培早期救国思想的核心。1903年，黄炎培在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办起了川沙小学堂，希望用教育“唤起民众”。以后，又经过对国内外教育的研究和考察，黄炎培认为中国教育的弊端在于教育与职业的分离，为此他主张实行职业教育，以“解决社会、国家最困难的生计问题”。这个主张得到了当时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马相伯、蔡元培、张元济等人的支持。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也慷慨捐赠。1917年5月6日，黄炎培在上海成立了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职业教育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

　　与此同时，许多志士仁人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胡厥文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他26岁时就创办上海新民机器厂，开始了实业救国道路的摸索。为了带动同业，使民族工商业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图存，胡厥文于1927年又发起创办了上海铜铁机器业同业公会。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进犯上海，蒋光鼐、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奋起抗敌。同时，上海人民也轰轰烈烈地支援前线，配合军队作战。国难当头，焉能安业?胡厥文也立刻投入到抗战洪流之中，他与黄炎培合作，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组织，发动全市工商界支援抗战。爱国企业家日夜赶制手榴弹、炮弹、水雷、地雷，支援前线守军。几十天里，胡厥文日夜奔忙，无暇理发剃须，竟至鬓髯盈颊，他索性蓄须以记国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爱国工商界发扬反帝爱国的传统，与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为了保存民族工业，支援抗战的军需民用，胡厥文等多方奔走。拟将自办工厂迁往内地，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资源委员会关于搬迁上海民族工业的提案。随后，成立了上海工厂联合会迁移委员会。在爱国实业家胡厥文、颜耀秋、支秉渊、吴羹梅等人的推动下，内迁工厂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8月27日，首批27艘满载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以及其他工厂部分人员、设备的船只开始了内迁的征程。此后，大批工厂陆续内迁。到1940年，沿海民营工业迁入四川、广西、贵州、陕西等地的企业共有452家。其中，有被誉为“味精大王”的吴蕴初创办的天厨味精厂、天原化工厂，“铅笔大王”吴羹梅创办的中国标准铅笔厂，马冠雄主持的顺昌机器厂，“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的章华纺织厂，李国伟主持经营的武汉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周仲宣经营的周恒顺机器厂，李葆和主持经营的中国煤气机制造厂，范旭东、侯德榜、李烛尘主持经营的天津永利、久大、黄海企业集团等。

　　在整个内迁过程中，民族工商业家在上有敌机轰炸、下有日军追击，运输工具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不顾对生命财产的威胁，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工业大迁徙，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生轮船公司承担了绝大部分迁川工厂物资和人员的运输任务。为便于调度和指挥，在镇江设立了联合运输处，由童少生统一调配内迁车辆和船只。民生轮船公司为民族工业的内迁作出了积极贡献，付出了重大牺牲。在抢运过程中，先后有16艘船只被日本飞机炸沉、炸毁，116人献出了宝贵生命。

　　民族工业的内迁，是我国民族工商界的一次爱国壮举。内迁的民营工业，不仅在组织军需民用产品的生产、支援抗战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大后方工业的开拓与建设、改变全国工业布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永利、久大、黄海企业集团迁川后，在犍为创办了“新塘沽”工业区，并首创枝条架浓卤法，节省了燃料，制造出盐、酸、碱等民用军需产品。周恒顺机器厂、顺昌机器厂、中国汽车公司华西分厂、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等分工合作，生产了大量迫击炮弹、地雷、水雷及飞机炸弹引信、弹尾等军需产品。天原厂生产的盐酸、烧碱等产品供不应求。中国煤气机制造厂生产了用煤气发生炉装备的汽车。酆云鹤在四川创办的西南化学厂为制造炸药生产了大批甘油。

　　原本在大后方的民族工商业者在抗日战争时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胡子昂与胡仲实、胡叔潜于1932年在重庆筹组华西兴业公司，到抗日战争时期，华西公司已发展成拥有华西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四川水泥厂、华泰木厂、协和火药厂、华西猪鬃厂等企业的华西企业集团。这些企业的产品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物资。华西企业集团还于1941年创办了华康银行，胡子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促进民族工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被誉为“猪鬃大王”的古耕虞，在经营四川畜产公司时通过猪鬃出口，换取了战时急需的外汇和物资。

　　为了更好地支援抗日战争、振兴民族工业、发展战时经济，民族工商业者先后在重庆等地成立了一些社团组织。如胡厥文等发起成立的迁川工厂联合会，胡子昂等参与组建的西南实业协会，庄赞臣、颜耀秋、潘仰山等创立的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罗叔章、徐崇林等创办的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这些社团成立以后，以不同的形式开展活动，主张发展民族工业、反对官僚资本，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卖国。迁川工厂为展示在大后方取得的成就和民族工业实力，于1942年元旦在重庆举办了“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先后有200多家工厂参展，展出产品49类，为期15天。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国民党政府官员林森，美国和苏联驻华大使均前往参观。周恩来在题词中写到：“民族的生机在此。我的感想是：一、政府应以主要的人力、财力一部分支援民族工业;二、人民应以投资民族工业，服务民族工业使用国货为荣;三、厂方专家应不计困难专心一志，务期一物一业得底于成;四、民族工业的基础在重工业，而重工业的成果都不能短期得见，故必须以政府与人民的全力助其成。”董必武题词称赞：“集合西南各种工业之大成，表现我国抗战建国力量之雄伟。”邓颖超题词为：“联合互助，发扬科学，提倡生产，建设新的中国。”1944年10月10日，迁川工厂联合会同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在重庆举办“会员厂矿出品展览会”，再次轰动山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再次前往参观并题词，对民族工业给以高度评价，使民族工商业者受到极大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