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发明”是怎么产生的？（四大发明是怎么造成的）

核心提示：提起“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国人是妇孺皆知，并以此为自豪。

作为中国人了解一下“四大发明”产生的背景倒是很有意思的。

“四大发明”的提法是由英国李约瑟提出

提起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国人可谓妇孺皆知，并以此为自豪。

但是你知道四大发明是谁总结出来的吗？

中华文明有很多和“四”有关的并称，如四书五经、四大美人、唐初四大书法家、初唐四杰、宋代四大书法家、元四家、四大奇书、四大古典小说等等，“四大发明”虽然也是其中之一，但这个并称比上述那些要年轻得多，更出乎意料的是，它竟然是由一个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

最早，“三大发明”由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

培根认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

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

培根的说法得到了英国汉学家麦都思和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认可。

麦都思指出：

“中国人的发明天赋，很早就表现在很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马克思则做出了这样的评论：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四大发明”是怎么产生的？（四大发明是怎么造成的）

第一个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的是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

“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

这个发明清单后来被著名的英国科学技术史史学家李约瑟发扬光大。

1942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虽然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队在蓬勃发展，国民党军队却是屡战屡败，士气不振，蒋介石心急如焚，寝食不安。

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中华民国，蒋介石觉得急需借助一个东西来振奋一下军心，鼓舞一下民心。

这时，他碰巧听说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搞中国科技史，于是就立刻派人把李约瑟和他的助手、他的中国太太鲁桂珍接到了重庆，让他在中国实地考察研究中国科技史。

蒋介石在接见李约瑟时和他谈了些什么？

外人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李约瑟很快就在第二年，即1943年，在重庆提出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说法，这个研究成果一时之间轰动了整个中国，进而传遍了整个世界。

“四大发明”是怎么产生的？（四大发明是怎么造成的）

“四大发明”是在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的历史时刻提出的，张召忠高度评价它在近现代史上的重要意义：

（四大发明）这项研究抵得上共和国卫队十个师。

作为中国人了解一下“四大发明”产生的背景倒是很有意思的。

“四大发明”的提法，是由英国李约瑟提出，李约瑟1937年前，在英国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做研究，（从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成就，但后来在他的评传中，被客气地称为英国剑桥大学一位“有前途”的生物化学家兼胚胎学家。）

37岁那年（1937年），三位中国留学生到了Hopkins爵士的实验室，于是李约瑟1937开始学习中文（好像还不晚），而且一学就学的是古汉语（牛人），据说他读的第一部中国原版书是《管子》。

于是，很快李约瑟据说就拥有了扎实的中国古汉语知识，于是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而且很快在英国搞出了不少名堂。

助手就是中国的留学生鲁桂珍，鲁同学是学现代生化的，来英国也是来搞生化的。

据我了解，一般来讲，中国的学生，文理兼专的很少，鲁同学也许是个例外，居然可以翻中国古籍了。

而且还要精通世界历史，中西文化比较，鲁同学也是个牛人。

“四大发明”是怎么产生的？（四大发明是怎么造成的）

1942年，蒋先生在重庆落难，对日本人作战，每战必败，听说李约瑟在搞中国科技史，急需提高中国军民士气的蒋介石，立刻把李约瑟和鲁同学接到了重庆，让他到中国来实地研究中国科技史。（那么多中国历史学家不会搞，非要请外国人来搞，其用意是不是很明显呢？）

李约瑟也真是争气，一年后的1943年，在重庆就搞出了“四大发明”的研究成果，轰动了世界。

“四大发明”在抗战进入关键时期的及时提出，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斗志，李约瑟和鲁同学的研究，“抵得上共和国卫队10个师”（张召忠牛人的话）。

李约瑟同志的研究比较相信感性的东西，也许是古汉语的功底毕竟不太够的缘故，对于史料的收集，基本上交给了鲁同学去干，而李约瑟同志，则喜欢流连于敦煌壁画等一眼就看得明白的东西上。

比如在火药发明上，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敦煌石窟中有一幅画，画中，佛在打坐，群魔正在打扰他，这些群魔有的嘴里在向佛喷火，于是李约瑟立刻得出结论，这是中国最早的火焰发射器，或者是喷火枪的图片，证据确凿。

然后更进一步出结论，中国喷火枪的使用，晚于投射炸药包的火炮，早于火箭。就凭一幅宗教神话壁画，李约瑟同志可以得到这么多研究成果，这是多么严谨的历史研究和科学研究态度啊？！

1947年，李约瑟回国，于是关起门来开始写书，1954年他和鲁桂珍发表了大部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为劳动人民总结了2000年的科技史，并被国人奉为科技圣经。

于是，以后中国史学家的对中国科技史研究必须在那个从没有过历史训练基础的李先生的作品框架下进行了，对“四大发明”一有疑义，立刻就会被批得“体无完肤”。

毕升活字印刷只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讲的一个奇闻，从没有在中国的得到过实际应用，中国从来就是用的雕版印刷术，清代中期，中国从欧洲引进了西方古登堡的印刷术，中国才开始了活字印刷的历史，到底是谁学习了谁的印刷术？

有人问金庸，你在《鹿鼎记》中为什么要说庄家印《明史》，非要刻板？

中国可是在北宋就发明了活字印刷的，清朝怎么还会用刻板？

几乎要大批判的架势，查先生苦笑：

事实如此。

鲁同学确实文理兼专，而且还能教出一个外国中国历史泰斗来，鲁同学不仅文理兼专，脑子也好，一来英国，就转了方向，于是，就成名家了。

鲁桂珍在李约瑟的回忆录里还是比较诚实的，说：

“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

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因为在这几方面，他只受过鲁桂珍的指导，笔者加）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因此，李约瑟在根本对“科学”，“科学发现”，“科学发明”，等等都没有界定和定义的情况下，就到处拔高中国古代科技，到处都是伟大发明，神奇发现。

这些反科学的做法，被西方科学史家所鄙视，尤其受到了西方“科学史之父”萨顿的严厉批判。

正因为如此，李约瑟曾抱怨：

在他写出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后，剑桥东方学院的学者依然不同他打交道，“一墙之隔”的剑桥大学科学史系也把他拒之门外。他感叹“这一现象何其怪异啊！”

于是他只能自己成立了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自任名誉所长，太太鲁桂珍同学任所长，都是正职干部。

这样一个人的研究成果，这些有悖历史研究和科学研究的严谨做法而出现的东西，却居然被人民奉为圣经（但不同的是——真正看过的，却没几个）。

最近又有外国人（是不是坦普尔？）

完全根据他的东西，搞出一篇《中国人的一百个世界第一》，被国人广泛印刷（用的不是毕升的印刷术）。

再举一个例子。

李约瑟说，中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已在工业规模上生产铸铁了，到公元一世纪中国人已是铸铁大师，公元1380年前，欧洲人还无法制造出哪怕一小块铸铁（原话，不谈那些戏剧化的用词，单他这个1380年，是怎么搞得这么精确的？）

于是得出结论：

“制铁技术，欧洲人相比之下落后了1500年。”（这个1500年是怎么出来的？从他上述的三个年代都推不出1500年啊？是不是前两个年代平均一下，再和第三个年代比出来的？）。

并戏剧性地总结了一句，中国古代和中世纪在“钢铁冶炼技术方面长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注意，他居然说的是钢铁！还不是铸铁。）

本来一直以为冶金技术的获得要落后地中海地区1500年以上，结果，地中海那片的人不争气，居然，搞出块铁要比我们倒过来晚1500年，这么辉煌的制铁发明，怎么不被列为第5大发明？

李约瑟最大的问题是不讲科学体系，不定义科学的范畴，只是从史料，随笔中去找闪光片段，并进而不实事求是地拔高其古代的科学成就。

比如，他谈中国数学发展，根本不用去研究中国古代的数学体系是什么？

是否有专门的研究方向，数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历代数学家研究的动机和问题的来源，只是找到零星的数学成就，比如宋代秦九韶的解高次方程等等，就得出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巨大成就云云。

这是什么学术态度？

罗伯特·坦普尔在1986年，完全从李约瑟的大作的论据中，搞出来的《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已经被辽宁儿童出版社出版，成为中国儿童的科学启蒙教育书。

感到可悲，因为这里的所谓100个世界第一，至少已经有20上，已经被明确公认，中国不是世界第一。

还要大肆流传，到底是所为何故？

李约瑟的大作，号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却热衷于到处发现中国的“第一”，热衷于比较“领先”了多少多少年，对第二第三的就不太热心了。

他和鲁同学也真是了不起，迎难而上，一会儿就能整出个“第一”来，我倒奇怪了，他这些“第一”的结论怎么来的？是不是他已经翻遍了世界各国各地区所有古代科技成就的文献了？

还是他想当然出来的？既然是《科学技术史》，他干嘛那么热衷于搞“第一”的认证？

这是科学史家的态度？

李约瑟说，中国人最早发明了机器人。

来源是这样的(很有名的故事），西汉时期，汉武帝在平城、被匈奴单于冒顿围困。汉军陈平得知冒顿妻子阏氏所统的兵将，是国中最为精锐骠悍的队伍，但阏氏具有妒忌别人的性格。

于是陈平就命令工匠制作了一个精巧的木机器人。

给木机器人穿上漂亮的衣服，打扮得花枝招展，并把它的脸上擦上彩涂上胭脂，显得更加俊俏。

然后把它放在女墙（城墙上的短墙）上，发动机关，这个机器人就婀娜起舞，舞姿优美，招人喜爱。

阏氏在城外对此情景看得十分真切，误把这个会跳舞的机器人为真的人间美女，怕破城以后冒顿专宠这个中原美姬而冷落自己，因此阏氏就率领她的部队弃城而去了。

平城这才化险为夷。

李约瑟认为这个机器美女就是机器人了，所以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机器人的国家。

这里我要怪鲁同学了，一个老外，不明白也就算了，你一个中国人怎么也装糊涂？

这不是中国农村家家会搞得木偶吗，这就是机器人了？

李约瑟的大作前后矛盾极多，充分表现出他历史功底的缺乏。

比如我前面提到过的铸铁技术，他说欧洲人在1380年前，没有搞出哪怕一小块铸铁来。

后面又说，中国人公元前6世纪发明了铁犁。

欧洲人到17世纪才使用铁犁，比中国晚了2300年左右。过了一会儿又说，公元前500年，欧洲农夫造出了铁犁，犁前有二个轮了和一个犁刃（即犁铧）。

到底欧洲人什么时候用的铁犁？

到底欧洲1380年有没有造出过铸铁？

铁犁的犁头是不是不是铸出来的？

李约瑟的大作里，想当然的东西太多。

比如他说，大约在公元前589年，中国人发明了长明灯；灯蕊为石棉；灯油为海豹油或鲸油。

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就会捕鲸和海豹，这一点绝对也是世界第一啊。

再举一个可以当笑话的例子。

李约瑟，说中国的化学武器，领先了西方2300年，最早应用于春秋时期，这是什么化学武器呢？

李约瑟，非常严肃认真地告诉大家，这种化学武器是——“粪蛋”。

李约瑟管中国人制作豆腐的工艺，不叫做豆腐，叫做“激素结晶体提取法”（这显然是从他的生化本专业中搞出来的东西），因为西方人直到20世纪还没搞明白“激素结晶体提取法”，所以这项技术中国人又领先了2200年。（中国人西汉就会做豆腐了）

这也叫科学史的研究？

李约瑟，喜欢把中国古代技术提高到高精尖的层次，比如刚才我说的做豆腐，在他那里叫做“激素结晶体提取法”；木偶叫“机器人”；“粪蛋”叫化学武器外。

中国人的漆，不叫漆，叫“工业塑料”；中国的皮影戏，不叫皮影，叫“麦卡托投影技术”；中国儿童玩具竹蜻蜓，叫“直升飞机水平旋翼和螺旋桨”；中国的冶金炉，叫“西门子式”炼钢法。

等等。

这样肆无忌惮地胡乱定义，偷换概念的作品，居然还成为经典了？！

诚然，中国古代技术，尤其是手工技术，是达到过很高的水准，在中古时期，至少和欧洲阿拉伯世界各有所长，甚至领先过。

造纸术，火药配比等关键技术，是由中国传向了世界，没有传过去的，也有如同灵渠这样了不起的等高逐级下降的运河工程，如赵州桥那样古代桥梁艺术的杰作，如浑天仪那样巧夺天工的科技发明。

但我们需要李约瑟吗？

虚有其表的“四大发明”与名副其实的“五大贡献”。

周有光老先生在其所作的《见闻随笔》（第63页：四大发明）中写道：

“网上说：四大发明，其中三项有异说。”

同时说：

“虽非定论，需要认真考证。”

文中一一列举了所谓的“四大发明”。

我以为文中举证详细，已经足以说明事实。

况且以周老先生的学识，如果不是同意其说，我想大抵是不会将观点收入自己作品中的。

而周老先生所说“虽非定论，需要认真考证”，正好显现周老先生治学的严谨。

以下录其全文：

“1、火药。

中国发明的是黑火药，不能用于军火。用于军火的是西欧发明的黄火药。黑火药是混合物(硝石，硫磺，木炭的混合)，黄火药是化合物，二者性质不同，不可混为一谈。黑火药有百种之多，中国发明的只是其中一种。

中国黑火药传到西方的说法，没有根据。

黄火药，开始于1771年英国方面的苦味酸，起初用于黄色燃料，继起的发明和改进有：

雷汞(1779年，英国)，击发药(1807年，苏格兰)，硝化纤维(1845年，德国)，硝化甘油(1846年，意大利)，棉花火药(1860年，普鲁士)，安全硝化甘油(1862年，瑞典诺贝尔)，梯恩梯(TNT，1963年)，黄色火药(1866年，瑞典诺贝尔)，双基炸药(1872年，瑞典诺贝尔)，无烟火药(1844年，德国)，特强黄色火药(1877年，瑞典诺贝尔)，黑索令(1899年，德国)等。这个黄色火药系列跟中国用来做鞭炮的黑火药无关。

2、活字印刷术。

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宋代沈括(1033—1097年)《梦溪笔谈》有简略记载，但是此外无记载。没有印刷工具或活字印刷品留下，缺乏实物证明。

毕昇的生平和籍贯也不知道。宋元明清都用雕版印刷，不用活字。

元代王祯所创活字也没有实物留下。晚近发现西夏文木活字印本，年代早于毕昇。

韩国现存清州兴德寺铜活字印本《佛祖直指心体要旨》(1377年)比德国谷登堡铅印《圣经》早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最古活字印本。

德国谷登堡1455年发明活铅字凸版印刷，有设备和印本留下，他的生平和发明过程也有详细记载，他的机械设备和油墨印刷跟中国传说的手工设备和水墨印刷完全不同。

3、罗盘。中国古代有司南，没有详细记载，也没有发现实物。

指南车不是磁原理，跟指南针不是一回事。博物馆的复制品是近代制造的。

中国发明指南针，沈括记载有浮水磁针、线悬磁针等四种，后来成为水罗盘。西欧发明旱罗盘，明代嘉靖年间传来中国。

旱罗盘是12世纪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发明的，有出土物。

四大发明中，纸张是中国发明的，证据确实。

古代埃及的纸草纸是草茎薄片纵横相叠、高压黏合起来的。

跟中国发明的纸张由纤维纸浆制造，迥然不同。”

如上所述，中国人历来夸夸以谈的对人类文明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四大发明”说，成了一缺三，可以休矣。

周老先生又在上文后的下面补充了一则“五大贡献”：

“中国古代的重大创造，可以归结为“五大贡献”：1、培育五谷。2、养蚕缫丝。3、采焙茶叶。4、制造瓷器。5、发明纸张。“五大贡献”，意义重大，影响广泛，没有争论和疑义。”

一、“四大发明”之说并非始于李约瑟

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是较早赞誉“印刷术，火药和航海罗盘”的学者。

不过，他既没有将这三者称作“三大发明”，也没有说它们起源于中国。他的原话是：

“这三种事物古代没有，虽然它们的起源相当晚近，但它们源自何方，我们并不清楚，而且也很少有人言及其来源。

这三种事物就是印刷术，火药和航海罗盘。

实际上，这三种事物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了事情的面貌和状态。印刷术体现在文学上，火药体现在的战争上，航海罗盘体现在航海上。”

在培根之前，也有不少学者意识到了指南针、印刷术与火药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比如，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认为，这三者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发明”。

只不过，他们的言论不如培根的影响大、流传广。

培根的说法影响了马克思，他在《经济学手稿》中首次提出了“三大发明”的概念，但没有说这些发明起源于何处。

马克思的原话，中文知识界耳熟能详：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中文知识界有一种极为常见的论断，认为“四大发明”的说法，最早是由英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提出来的，时间是1943年李约瑟来华，后来得到中国及世界诸多学者的承认。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确实，在“四大发明”这个概念的传播过程中，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科技史》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但在李约瑟之前，“四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与火药）的说法已经出现并颇有流传。

1884年，英国来华传教士艾约瑟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比较中日两国，曾将四者并列——“他们（日本）没有如何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虽未称之为“四大发明”，但已认为它们是属于中国的发明。

更早一些时候，1876年，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英国报业人士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ifovr）出版《远东漫游》一书，其中已使用到了类似“四大发明”的说法——Four valuable discoveries（直译是“四个有价值的发现”，今天以英文说“四大发明”，一般用的是“Four Great Inventions”）：

“我们西方人还从来没有赞扬过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当我们回忆中国人享有发明火药、印刷术以及在人类文明还不到两千年的历史时，中国人就拥有了水手使用的罗盘，这听起来好像十分荒谬。

当然我们可以授予他们应得的荣誉：他们在四千年的历史中，获得了我们称之为四大发明的胜利。”

巴福德与艾约瑟之后，将“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三者并列，与将“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四者并列的说法，在西方著作中同时存在。

选择三者并列还是四者并列，多取决于写作者如何看待“纸”在人类历史变迁的作用：

毫无疑问，“纸”对文明的演进极为重要；同时，“纸”的重要性又高度依赖印刷术的发明，纸与印刷术相结合，才有了知识传播的大爆炸。所以，那些选择三者并列的学者，往往是在谈印刷术的时候同时提及造纸术的作用；而选择四者并列的学者，则相当于将造纸术从印刷术中分离出来单独论述。

中文知识界使用“四大发明”一词，略晚于巴福德与艾约瑟。

张国荣通过梳理近代历史教科书，发现民国之前几乎找不到“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的说法，民国之后，最早流行的是“三大发明”之说：

“1910年代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大约有20本左右，其中提到‘三大发明’的有5本；192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大约为24本左右，其中提到‘三大发明’的仅两三本。”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三大发明”逐渐成为撰写教科书“必须选择的项目”；其中又可以1935年为界，这一年之前，历史教科书的主流论述是“三大发明”。

这一年之后出版的教科书，则多写作“四大发明”。

张国荣还称：

“从笔者掌握的现有资料来看，最早在教科书中提出‘四大发明’的是陈登原先生。陈先生在其1933年编著的《陈氏高中本国史》中，就冠名有‘四大发明’一目。”（张国荣，《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以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四大发明”表述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