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77%不动笔！大学生，你为啥不做笔记？
作者 ｜ 温才妃
望着即将出版的总结书，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博士寻其锋仿佛回到了自己的本科时代。
为了更好地帮助同学们理解数学中的概念，他在课后洋洋洒洒地记了三大本总结书，而这三大本总结书又帮助他顺利通过了中科院的保研考试。
那是一场“风格迥异”的考试，总共5道题，许多人一道题都没答对，寻其锋也只是答对了一道有关微积分的题目。
考前同学们纷纷刷题，唯有他在一遍遍翻笔记。“尽管当时也不知道这样备考是否合适”，但“重视概念而非技巧”是自己一贯的学习风格。
而这一次，他“押”对了。
新学期伊始，一场关于做笔记的线上讨论在寻其锋的本科老师、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王永晖主持下进行。讨论之外，有关记笔记的重要性，也被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提及。
只是做笔记人人都会，要想让笔记发挥最大效应，都有哪些门道呢？
缺乏笔记传统
笔记的“重灾区”在哪里？
“一些文科课程中学生不做笔记、靠临考前两周复印他人笔记突击过关的情况，十多年前如此，现在依然存在。”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宋东清说。
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王树义给大二本科生开设翻转课堂。
开课前，他要求学生先看视频，再以笔记的形式有针对性地提炼重点，课上进行问答与训练。
但是，“部分学生抓不住重点，甚至应付了事，只是简单抄录视频内容，就上交了笔记”。
而在大三前沿课的讲授中，王树义发现问题更加明显，整堂课下来学生认为新颖有趣，但真正动手做笔记的却不到20%。
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也加剧了做笔记的窘境。宁波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莫群俐在一项“疫情前后大学生课堂笔记状况”的调查中发现，疫情前21.35%的学生很少或不记笔记，疫情期间很少或不记笔记的学生则高达36.77%。
大学生承认做笔记很重要，但为什么不愿意做笔记？其实道理并不复杂。王永晖表示，关键在于“想不想”——非勤学之人不愿意做笔记，靠临考前抱佛脚也可通过考试；聪明的学生认为不需要做笔记，靠聪慧也能考高分。
王树义则认为，还有“会不会”的问题。
“在数字化时代，一些学生过分依赖技术，认为把笔记拍下来、抄下来就可以‘落袋为安’，但知识并没有入脑，看似很认真，其实无效，顶多起到心理安慰作用。”
在记者采访时，受访者纷纷指出，做笔记存在“过犹不及”的现象。
“学生根本搞不清自己的懂与不懂之处，索性在课堂上全盘照抄。这样做的结果是，注意力都花在抄笔记上，根本无法跟上教师的思路，而在课后又疏于整理，导致舍本逐末。”
华罗庚、钱钟书等老一辈学人都是做笔记的典范。为什么到了如今做笔记反而变得“稀缺”？
“不得不承认，电子化时代给笔记的记录方式带来了变革。但也使一些好的学习方法在时代发展中‘断代’，尤其是在‘文革’结束后课堂普遍存在照本宣科的现象，并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王永晖说。
他以数学为例指出，西方的数学教育非常重视笔记，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波恩曾在传记中提到自己九岁做笔记的故事。而在中国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笔记传统，一些家长不记笔记，也影响了下一代不做笔记。在基础教育中，尽管也有不少人倡导笔记，但更多的是形式主义，强调美观并不重视笔记规范和形式；甚至把“经”念“歪”了，一些中学教师让学生在数学课上照抄笔记，硬生生地把“数学课”变成了“语文课”。如此做笔记，也让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对此产生了抵触。
为什么要做笔记
很多人都知道做笔记可以整理思路、抓取重点、方便复习，但从某个角度来看，做不做笔记却是“目的驱动”。
“有目的才会促使学生认真做好笔记。”王永晖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曾多年调研本校数学系学生考研意愿，从中发现大一、大二时有70%的学生有考研意愿，而到了大三、大四只有30%的学生能真正考上。
“其区别主要在于笔记意识。”王永晖解释道，学生大一、大二有考研意愿，通常会认真做笔记。
反之，不认真做笔记，到了考研备考阶段，学生就会产生“被逼复习”的心理障碍——书本知识大一已学过，但当时没有吃透，其内容对他们来说“既是新的又是旧的”。
最后的结果是，大一没学好的学生，大四基本上考不上研究生。
尝到笔记甜头的不只是保研成功的寻其锋，还有他的学妹、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本科生刘天贤，她是班里的“押题王”。
“我总能无意中押中考题，其实并没有多复杂，只是课堂上老师反复加重语气强调的地方，我都记下了。”
菲尔兹奖得主文卡特什27岁就成为斯坦福大学教授。上课时，他总是带着一个有年头的小本子在黑板上书写。
有人说，这是他20岁出头时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时所做的课堂笔记，后来直接将这份笔记用于授课。
目的性之外，“做笔记还是大学时光的永久记忆”。
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德华印象最深的是自己的本科教师——山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马庆福的无脊椎动物学课堂。
马庆福用手绘出虫、虾、蚤等，所绘图形并不复杂，只消两三笔动物形象就跃然纸上，精细到每个器官、血管等内部结构。
“倘若课堂上笔记记得不好，或教师没有这样的魅力，很难有深刻的记忆。”王德华说。
然而，如今一些中学生，尤其是重点中学的学生对任课教师缺乏尊重，认为教师不如自己。
这种情绪带到了大学之中，就出现了学生嫌弃北大博导本科不是出自名校等新闻。
“光读书不足以成为大师，更重要的是与导师的交流。而重视导师才会记笔记，特别是导师讲授的内容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王永晖在线上交流时说。
著名数学家张寿武曾跟随菲尔兹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法尔廷斯学习了一年。
法尔廷斯曾对张寿武说：“我要开一门课，你记一下笔记，整理完后，我们一星期见两次，对照笔记。”这份由张寿武整理的笔记后来被作为专著出版。
“本科是训练读书能力的阶段，研究生是训练读论文能力的阶段。少数学生中学时就把读书能力、笔记能力锻炼出来了，但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初入大学时并不具备这些能力，所以学生大一时不会做笔记是正常的。”
王永晖说，“虽然聪明的学生不记笔记也能高分通过本科阶段的考试，但再聪明的学生迟早也会有遇到‘天花板’的一天，因此锻炼做笔记的能力宜早不宜晚。对于多数人而言，最好的时机是本科阶段。这与本科阶段的教学目标也是相辅相成，读书能力是本科阶段的教学目标，至少是学术上的教学目标。”
有效的课堂笔记如何做
手抄笔记、电子笔记、思维导图、分类笔记法、卡片笔记法、康奈尔笔记法……什么才是最有效的笔记形式？
宋东清在《问题意识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笔记策略的中介作用》一文中指出，只有感受到能“助益自己笔记效率”的策略，才最有可能成为优先使用的优势策略。
华罗庚提倡读书要“由薄到厚”“由厚到薄”。
而笔记正是体现“厚”的过程，当然“厚”并非不分场合。
在王永晖看来，课堂时间与课后时间（包括读书、写作业等）的精力分配是1：4，但大部分人只能做到1：1，个别勤学者可做到1：2。
那么，课堂笔记究竟要记什么？
王树义告诉学生，自己的幻灯片可分享，凡是屏幕上的内容都不用做笔记，“学生应该记没有出现在屏幕上我所提点的内容，以及自己的思考”。
在他看来，课堂给学生带来的感悟与冲击是转瞬即逝的，捕捉下来就能够形成顿悟，对后面的学习非常有帮助。
刘天贤对此很有感触。有一次，王永晖在课上问过一个“大开脑洞”的问题——数学里是等式比较重要，还是不等式比较重要？“我听得云里雾里，觉得都重要，但王老师告诉我们，数学中等式远远比不等式少得多，等式更能精准地研究问题，比较适合本科生学习。
从此，学习数学我有了新视野，逐渐发现各学科都在研究相等的问题，从中可以找到学科间的贯通之处，在学习A学科时联想到B学科有类似的内容，从而建立起一种连接。”刘天贤说。
“这些话听了可能课后就忘了，但当时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所以一定要及时在笔记中记录下来。”刘天贤说。
根据教师不同的授课方式，她还采取了不同的笔记形式。刚入学的两三门专业课采用手记。
但大二下学期，与数学相关的课程陡然增加至8门，便采用无纸化记录，既减轻了笔记重量，也方便与同学共享。
英文专业课不似中文专业课更容易留下印象，“课上，我选择记在页面的左右侧”。
这门课同时有板书和PPT,刘天贤选择MarginNote 3 软件，不仅可以直接搜索英文，还可以把PDF输进去，随时插页记录想法。
纯板书的课程她选择手记，解题研究课程则直接在教材上做记录。
在她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展示的笔记中，还有用色笔标出的重难点、课上拍下的图表穿插其中。
“笔记策略的应用，也说明了学生的问题意识。”在宋东清的调研中，大学生常用的笔记策略达９类之多，其中颜色标识、再现图表、简单枚举式提纲、补充教材知识是大学生做笔记使用的优势策略。
“问题意识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以笔记策略数量为中介。问题意识水平越高的学生，越是主动尝试笔记的各种方法，其使用笔记策略数量越多、学业成绩越高。”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刘天贤也是首师大一等奖学金获得者。
“笔记×”才能发挥作用
相比较课堂笔记，课后笔记往往容易被忽略，但更能决定4年后的你。
寻其锋的笔记重心在课后，在课上他只做简单记录，把更多精力用在听课上。
“这些笔记是我课后看教材，整理概念、定义，把习题答案重新整理了几遍（当时习题没有答案）而形成的，更像是回顾课堂内容制作而成的总结性文档。”他笑言，在课上做笔记这件事上，男生不如女生勤快。
“忆筛×笔记”是王永晖推荐的一种课后复习方式。
“忆”就是回忆，“筛”是筛选出未知。
其形式有点像康奈尔笔记法，分为若干个区域，先筛出未知内容，这时学生不是马上去看书、看课堂笔记找回记忆，而是通过关键词、关键句在已知与未知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一点点复原。
“这个过程要求我们不断修改关键语、关键句。”
“如果笔记只是把书上、课堂上百分之百正确的内容抄下来，忆筛的过程则为零。
零×笔记的最后效果还是零。”王永晖告诉《中国科学报》。
而经历了忆筛×笔记，学生花在复习上的时间少了，用于提高的时间多了，像寻其锋这样的学生就敢大胆地去考北大、中科院的研究生，否则可能连考本校都不自信。
他补充道，忆筛最早形成于华罗庚在数论导论上的“复盘”，后人把它变成一个操作性强的格式，其本质相同。
“学生在课堂中产生的新问题，如果不记笔记下课可能就忘记了。而他做了笔记，课后在翻看笔记时，还会下意识地加工这个问题。”
在宋东清看来，笔记的中介作用不可或缺，把笔记纳入平时考核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学生记笔记。“特别是基础课更应该重视笔记考核。”
王永晖认为，有条件者还可以实现“忆筛×笔记×演讲”。他没有单独考核笔记，而是采取了答疑演讲制。
“不是一上来就看学生的笔记有多漂亮、多厚，而是让学生把笔记中的一段内容抽取出来，合上笔记，在讲台上重新复述出来，如此才算作成绩。后期再看学生的笔记，如果书写得更加完善，教师还会酌情提高一些成绩。”
在他看来，如此考核才更容易规避笔记形式主义，让学习内化于心。
《中国科学报》 (2021-09-28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