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不应翻译成“科学”，应译成“利学”（不科学英语翻译）

关于近现代对英文的不准确、甚至错误翻译问题，学界也已经有充分的认识，我此前也专门指出现代汉语中的“香蕉词”问题。下面说一说对“科学”（ Science）一词的翻译问题。

所谓的“香蕉词”，就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些词汇，从外表看，都是中文的，但是其内涵却是西方的。现在那些在精神和灵魂上被西化的华人被称为“香蕉人”，即黄皮白心之人。“香蕉词”是内涵上被西化的汉语词汇，也是“黄皮白心”。

大量的“香蕉词”之所以会在中国现代汉语中出现和存在，根源在中西文化了解的肤浅，甚至无知，将两个形似而实异的中英文词语认为等同，譬如将“政治”等同于“politics ”，将“自然”等同于“nature”，将“道德”等同于“morals”，等等。

其实，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从未出现和存在过中国意义上的“政治”、“自然”、“道德”，“政治”与“politics ”，“自然”与“nature”，“道德”与“morals”是在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但是，最早的汉英字典的撰写者，却生搬硬套地将两者对译。

最早的写英汉字典的人，显然是文化上的白痴。我一直纳闷，中国历史上为何能够存在如此白痴的人？当明白这些“香蕉词”的真正起源时，我的心也就释然了。原来，“发明”这些香蕉词的，即最早书写中英文字典的人，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

“香蕉词”是在明治维新时期，由当时的日本学者所“发明”。这些日本学者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崇拜西欧文化，否定中国文化，否定儒家，倡导什么“脱亚入欧”，其实就是“脱中入欧”、“脱儒入欧”。二是号称日本学习儒家1000年，有深厚的儒家传统，但是它们对儒学的理解却是非常皮毛、浅薄。三是，熟悉和使用汉字。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日本学者就用汉字与西文对译。这个对译过程就成为西方文化内涵对汉语词汇的单向注入，而不顾及这些汉字的本来内涵。用句股市的术语，这叫“借壳上市”。汉字词汇在那些日本学者眼里不过是一个壳，其本身的意义是不重要的，重要是西方文化内涵，这些壳不过是承载西方文化的工具。同时，借助这些壳，西方文化也是日本，包括后来的中国，顺利实现借壳上市。

甲午战争之后，通过当时大量的留日回国的年轻人，日本的“脱亚入欧”的明治思维传入中国，成为所谓的“新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对西欧书籍的翻译也大量传入中国，“香蕉词”也随之流入。

“科学”也是由明治时期的日本人所发明的香蕉词，这个“科”就是“科举”之“科”。 20世纪初以来，中国开始以“科举”为落后，以“科学”为先进，却不知“科学”之“科”就是“科举”之“科”。民国之后，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引入，“科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迅速普及，被广泛接受，显然要得益于“科举”之“科”在中国当时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神圣和权威。

也就是说，当初“科学”的流行，显然有对“科举”的狐假虎威，巧妙地将原本附着在科举上的神圣权威，嫁接到“科学”之上。

“科”的本来含义是分科，“举”是举荐、选举。在“科举”制中，是分科取材的意思，就是按不同专业，不同的标准去选拔官员。最开始，“科举”并不需要考试，完全是推举、举荐的。

西汉汉武帝为抗击匈奴，筹集军费，决定把盐铁等行业进行政府专营。在正式实施之前，汉武帝决定召集民间的贤达，问问他们的意见。这些民间贤达，汇聚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其基本结论是反对。这一会议记录被整理出来，流传了下来，形成一本经典名著《盐铁论》。在此书中，将民间的贤达人士分为两类，也是两科：文学和贤良。文学科，有点类似于后来的“明经”科，就是书本知识掌握的很好，经学学的很好，“贤良”则是品德品行好。

但是，到了唐朝，科举成为标准化的考试制度，一直持续至清朝，以致现代人一看到“科举”，就认为是考试。其实“科举”的本来含义就是官员选拔制度，并不必然与考试有关，也可以是举荐。当然，考试也是一种选拔制度。

但是无论如何，在清朝末期，及至民国，“科举”之“科”，其含义绝非中性的、技术上的分科、分类，而是包含着几千年官员选拔制度的厚重积淀，具备正统性、权威性，甚至神圣性。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学者，用“科学”一词去对译Science，显然是想让“科举”的正统性、神圣性转移到“科学”之上。

如果，单纯地从“科”的分科含义看，“科学”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憋足的译法，即“分科之学”，这是Science的非常非常边缘的特征。Science的核心特征是去发现“真理”。具体的方法则是基于经验的“实验”。

从这个意义上看，严复对Science的翻译更为合理：“格致”。“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缩写，来自四书之首的《大学》。只不过，格致的目的是发现、体悟“义理”， Science则是发现真理。中国传统学术的“义理”，与科学“真理”，有相似之处，都是深层的神圣性的知识，但是也有本质不同。“义理”的根基在人的内在“心性”，而“真理”的根基则在外在的“客观”之物。

因此，尽管“格致”比“科学”更接近Science内核，但是依然是不准确的。

那么用哪个中文词汇对译Science更合适？答案是“利学”。

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是“义利”之辩、“心物”之辩、“道文”之辩、“体用”之辩。这四组辩题实质上是相同的，只是侧重不同。在上篇文章中，我已经做了更详细的分析。“义”就是“心”、“道”、“体”，“利”就是“物”、“文”、“用”。

“义利”，讲的“义利合一”、“义利不二”、“利以载义”、“义体利用”。在义利兼顾的同时，又严格区分体用。

较之于中国传统，整个西方学术都是残缺的，因为他们是“有利无义”、“有物无心”、“有文无道”、“有用无体”。

中国传统学术可以称之为“义利之学”、“心物之学”、“道文之学”、“体用之学”，但是西方文明则仅仅有“利学”、“物学”、“文学”、“用学”。

尽管西方文明一直是“利学”式的，但是，在近现代利的形成却出现了重大变革。现代之前的西方文明是宗教文明，宗教的本质也是“利学”式的。这种利是“宗教之利”，通过对神灵的信仰，换取某种利益。犹太教干脆把上帝与人的关系看成是契约关系、交易关系，即利益关系，所谓的《圣经》也被成为《约书》，包括“新约”和“旧约”。

而现代的西方文明，即欧美文明，起主流的信仰不再是宗教了，而是Science。Science的真理就是基督教的真理，Science的本质与基督教一样，也求利。只是基督教的利是宗教之利，而Science则是物质之利，可以促进技术发明和物质财富的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从基督教到Science的变革过程，可以追溯至17世纪的西方近代哲学的肇始，但是，Science意识形态的真正形成则是19世纪中期的事。就连英文单词Science，以及Scientist本身的出现，也都是那个时候的事。

实际上，西方与科学相关的知识早在明清之际就已经传入中国，那是当时基督教传教士的贡献。当时的中国学者，以及西欧传教士，最著名的就是利玛窦，都将这些知识与“格致”对译。严复用“格致”去对译新出现的Science，也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

但是，在19世纪末，日本对Science的译法“科学”传入中国之后，就迅速取代此前的“格致”，而成学术之正统。除了上面指出的“科学”对“科举”的狐假虎威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从“格致”到“科学”，实际上对应着西欧所发生的“利”的形态的变革：从宗教之利到物质之利的变革。这个变革也是西欧的主流信仰从基督教到Science的变革。

“格致”的译法出现于明清之际的17世纪，那时Science尚未出现，相关的知识是以哲学的存在，而且是作为基督教的奴仆。而“科学”的译法在Science出现之后。也就是说，“格致”和“科学”实际上对应着西欧社会的两个不同的时代，“格致”对应着宗教时代，而“科学”则对应着现代、科学时代。

这也意味着，明清以来，中国和西欧社会是高度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