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在上棉三十五厂上过的班…
堡镇工农路178号。
透过锈迹斑斑的围栏望去，残破倾颓的厂房，藤蔓爬满的墙体，恣肆疯长的杂草……。真不敢相信，眼前这残败狼藉如同废墟的地方，曾有一个显赫的名字：上海第三十五棉纺厂，崇明岛上最大的企业。当初机器轰鸣、纱锭飞转，纺织工人像潮水一样进进出出的盛况，早已被岁月冲刷得斑驳不堪。
从当年油印的《堡镇镇志》和手写的厂志，老纱厂人的口述和镇上老人的记忆中，逐渐还原出上棉三十五厂的前世今生，见证了它的辉煌，亦看到了它的衰落。
如今荒草蔓延的上棉三十五厂
前世今生
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堡镇们，习惯把上棉三十五厂称为纱厂，因为它的前身是由崇明县的民族资本家杜少如与上海营造商姚锡舟于1919年合办的大通纱厂和1932年建成的富安纱厂，曾经是崇明地方工业最早、规模最大的企业。
杜少如又名杜廷珍，世居崇明南堡镇万寿桥南大街。祖父杜涵如经商兼行医术，父亲杜化如经营花布业，由于家道衰落，杜少如15岁辍学，到外沙（今启东市）黄景裕花布庄当学徒，遂成了做花布生意的里手。崇明当时是棉花产区，年产量约二十万担左右，由于本地没有纱厂，大量棉花只能销往外地，而机制纱全靠外地进口，花贱纱贵，使崇明的资源和利润滚滚外流。于是杜少如萌生在崇明开办纱厂的设想。1919年11月，他与上海营造商姚锡舟合作，招募股金64万银元，选择堡镇大通河南购地一百亩，置纱锭10800枚，400匹蒸汽引擎1台及配套设备，成立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兴建大通纱厂。1922年4月16日，大通纱厂建成投产，年产棉纱万余件，原料均为崇明所产的棉花，产品就地销售,十年中纱厂生产蒸蒸日上。
早期的纱厂
1932年间，日商在上海纷纷开设纱厂，实施经济侵略，致使粗纱销路大受影响。加之姚锡舟和杜少如之间业务观点不同，因利害关系终有龃龉。杜少如便与王清穆另外筹建纱厂，择地大通纱厂南侧，富安桥东，占地70亩，招募股金50万银元，兴建富安纱厂。
1938年3月13日，崇明沦陷后，大通纱厂董事会鉴于财产难保，与意商洋行签订契约，把大通纱厂改为意商开利洋行崇明纱厂，1939年3月，日军强行接管，更名为锺渊纺织株式会社江北纺织第五厂。
崇明沦陷后，杜少如举家迁居上海，日军曾先后两次到上海找上门，要杜少如出任伪职，并对杜少如软硬兼施，威逼其签字，强要富安纱厂和日商合作，杜少如一概拒绝，全部员工离厂。但日军最终还是强占富安纱厂。
1943年7月，日寇在侵华战场上节节败退，汪伪政权将大通、富安纱厂“发还”原主，两厂交回时，纱机只能开数台，纱厂实权仍操在日商手中。抗战胜利后，两厂才得以恢复旧观。
在很多老人的记忆中，解放初期，大通、富安纱厂旁有两条同名的桥，其中富安桥中间是活络铁板，用钢丝绳及齿轮手工摇动，便于木船不放下船桅通行。由于当时纱厂工人家大部分没有钟表，所以在交接班时两个厂均按汽笛，例如早上六点交接班，在五点拉三响，五点半拉二响，六点拉一响，声音可传到几里之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棉纺织行业两次行业性改革，大通、富安纱厂经过数次合并划归，1956年7月，两厂合并为“公私合营崇明纱厂”，首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企业民主管理。1960年，划归上海纺织工业局，1966年，按当时市属国营纺织厂序数排列，改名为国营上海第三十五棉纺厂，简称上棉三十五厂。
上棉三十五厂曾经辉煌一时
穿越时空的“纱厂记忆”
堡镇曾是崇明的工业中心，而纱厂又是当时堡镇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家企业，“厂兴镇兴，厂衰镇衰”成了最好的印证。那时候，许多家庭都是两代人、甚至三代都与纱厂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出生在纱厂、成长在纱厂，工作在纱厂。
我的奶奶、外公、外婆、大伯父、母亲、姐姐、堂姐都曾是纱厂的职工。
奶奶解放前就在纱厂做工。因为缠小脚的缘故，家里人都称她为小脚奶奶。奶奶在外沙（今启东）本家时的名字叫陆其芬，小脚是在杨家做童养媳的时候缠的，嫁到周家后更名为周桂芳。当时纱厂招募女工的时候要求不能缠脚，缠了小脚的奶奶为了能够进纱厂，可谓费尽心机，一次不成，二次不成，最后第三次改了名字才进得纱厂。大通、富安两厂被日本人占领期间，对工人工资重行分等定级，一般工人月工资只能买到四升玉米和二升大米，还得扣除杂税，生活相当困难，工人每天做工12小时，有时竟长达16小时。厂志这样记载当时工人的境遇：工人们忙个不停，每天到最后二、三小时，完全处于极度疲乏的强制劳动中，病倒、晕倒、发痧。中暑、轧伤、轧死等事故时有发生。下班后，拖着疲劳的双腿，走出车间，还得排队，七弯八角地挤进“九曲桥”，接受稽查员和抄身婆一个一个搜身。冬天挨到最后已冻得嘴唇发青。那时，南工厂还造了许多碉楼，很多工人都在他们的密切监视之下。缠着小脚的奶奶就是这样，每天长时间站立操作机器，其艰辛茹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解放后，纺织工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作为国营大单位的上棉三十五厂，无疑是年轻人最向往的地方。大伯父便是其中一位。1954年4月，听说纱厂招工，他毫不犹豫报了名。当时进纱厂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不仅要求严格，还要考试，那一年，大伯幸运地成为招工进厂的66名工人之一。1961年，他从纱厂投身从戎，1977年从部队复员后，又回到了上棉三十五厂，先是在机修间，后来调到总务科成了一名干部。大伯除了在部队的十六年，他的人生大部分时间与纱厂血肉相连。
堂姐初中毕业后考上了三十五厂纺织技校，那时候能考进纺织技校意味着毕业后能直接进厂工作。但是大伯更希望她能读高中，通过人脉疏通好了关系，只要她不读技校就可以转到民本读高中，但堂姐还是一心读技校。毕竟，八十年代进纱厂还是件让人自豪的事儿，出门遇见熟人说起来，对方的反应几乎都一样：“纺织厂好呀，工资高！”
外公和外婆也是从旧社会纱厂过来的。按照当时的政策，双职工退休后，其一名子女可以顶替进厂，母亲是长女，自然而然顶替外婆，成了一名让人羡慕的纺织女工，户口也从农村转成城镇居民，这让她的三个姊妹羡慕嫉妒。母亲在纱厂一直工作到退休，因纱厂开始走下坡路，不得不提前十个月退休，但比起那些最后不得不下岗的4050来说，还是幸运很多。
姐姐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纺织技校，后来招工，在三十五厂与台湾人合资的联福棉纺织厂工作了九年。媒人在给她介绍对象的时候，提到对方的工作，竟然也是这个厂子里的工人，真是天作之合。最后他俩在三十五厂转型调整时，双双下岗。
他们都是平凡普通的一员，但他们却是这家有着九十多年历史的纱厂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三十五厂已经成为一段历史、一种怀念、一种情结，成为他们难以忘却的记忆。
厂子真是“杜透杜也”
“工农路把纱厂一分为二，分别是北厂区和南厂区，约二百米长的“三十五厂路”将两个厂区贯通。厂子真是‘杜透杜也’（崇明话大得不得了的意思），配套的职工子弟小学、纺织技校、医院、电影院、图书馆、招待所等一应俱全，像那个年代多数国营工厂一样，紧挨着厂区，职工公寓、家属区随之拔地而起。所以，当时的向阳新村都抵得上半个职工新村了。现在困扰人们的房子、票子、医疗、教育等问题，在那时候都不是问题，都由厂里一手包办了。职工进厂后就能分上宿舍，在厂医院看病基本是免费。孩子生下来45天就放在厂托儿所，然后是幼儿园、子弟小学、初中、技校，如果愿意还可以顶替父辈进厂上班。这里就像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小社会，将计划经济下的管理体制、管理模式、管理手段发挥运用到了极致。”
“当年纱厂到底红火到什么程度？鼎盛时期厂里有职工五千哟，看看下班就知道了，上千人从门口涌出来，整个工农路满满当当都是人”。说起当年的情景，大伯脸上泛出些许骄傲。
母亲的“光荣岁月”
1997年12月，母亲从上棉三十五厂光荣退休。她珍藏着两只印有“工厂是我家，安全靠大家”、“厂兴我荣，厂衰我耻”标语的搪瓷杯，那是她在退休时留下的珍贵物件，上面的标语，可以说是刻在老棉纺人心中的信仰。
然而，纺织女工的辛苦又是众人皆知的。厂里流传甚广的一句话“前纺脏，细纱忙，布机姑娘跑断肠”，讲的就是布机车间挡车工这个最忙最苦最累的岗位，母亲曾在这个岗位上一干近十年。挡车工做的事就是完善织布机没完成的细节，比如处理断线、串线、打结等。工厂进入生产旺季时，人手紧，一名档车工至少看管四台织布机，机器一开，八小时不停机，细纱接头、粗纱接头……赶上出纱不好，八小时不吃饭不喝水是常事。一个班下来，在机器间来回巡视跑动的距离差不多十公里以上。
因为工作太苦，那时候，她们最希望拉电。那时，全崇明的电都是从堡镇的发电厂输送的，电力供应不足的矛盾很突出，因而常常拉电，每当看到车间里的红灯亮起，工人们便一阵欢呼。这样可以歇息一会儿。但是，尽管停电，生产任务还是要完成的，怎么办？只能通过延长时间来完成。
纺织厂大多是女工，为了赶进度，生了孩子的女工，一般都是产后两个月不到就去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就要放到厂里托儿所，大人上班，孩子也跟着一起去上班了。那时候，哺乳期的女工，每上八个小时的班可以喂两次奶，上半班半个小时，下半班半个小时。妈妈说我也是半岁不到就被送到托儿所里了。放在竖chuan里，哭得声嘶力竭，还是硬下心来往车间赶。
尽管工作非常辛苦，她们这一代纺织女工们，把全部的热情倾注到工作中去。她们在飞速运转的纺织机前勤勤恳恳、飞梭走线，用自己的青春和劳动创造了上棉三十五厂的奇迹。 这也许就是信仰的力量。当年，即使最普通的岗位，大家都兢兢业业，他们的思想都很单纯，在厂子里就应该好好干活儿，拼命地干，就要把生产任务完成好。车间里坚持“四班三运转”工作模式，早8点、下午4点和晚上12点为交接班时间，大家都坚持出满勤，干满点。整点接班时间，一线女工都会提前20分钟到达工作岗位，做准备、搞清洁，有条不紊。因此，每天工作10个小时都不会喊累，那是发自内心的责任感。
“当时形势非常好，销路也好，生产出来的产品都不愁卖。厂里也从三班三运转变为四班三运转。”大伯回忆，“为了抓产量，机器24小时运转。午工人去吃午饭时，就让办公室的人员顶上，中午摆梭半个小时还有2毛钱的补助。” 回忆过去，大伯父依然心潮澎湃。
上棉三十五厂的建设者中，不只是崇明本地人，还有来自一江之隔援建的上海人。他们很多都是当时在崇明的知识青年，1968至1970年，由上海市区数批“老三届”同学190人到厂当工人。1973年上海市东风、红星、长征等农场调青年200人到厂，他们都具有初、高中文化，一进厂便成为生产中的骨干。工厂给他们安排宿舍，他们也和本地职工打成一片，难得周末才乘船回上海。每逢过年过节，船票非常紧张，为了能够解决职工回上海的难题，厂里工会就会单位出面集体购票，一买就是几百张。居住市区的青工从1986年起陆续调回市区。如今，紧挨着三十五厂路的几幢五层宿舍依然孤零零矗立在那儿，只是早已人去楼空。
曾经这里忙忙碌碌，现已人去楼空
电影院、医院、学校、冷饮券
在堡镇中路247号，曾是三十五厂电影院所在地，放电影，职工大会、文艺演出、集会等都在这里进行。如果时光倒流三、四十年，这里可是堡镇街上最为热闹的地方。
1952年10月，崇明纱厂投资兴建了有930个座位的工人电影院，是崇明地区最早的电影院，它的建筑面积有1000多平方米，建筑呈中轴对称，典型的苏联式风格，有二十多级台阶拾级而上，内墙面是做成毛刺状的水泥面。当时电影院的设备简陋，坐的全是靠背竹椅子。据说电影院首任售票员姓施，放映员叫张同希。
三十五厂电影院的规模和相隔不足四百米堡镇大会堂差不多，平时也对外售票放映电影，但放映频率比起堡镇大会堂就差远了。每当厂里包场给职工发电影票时，必定会也惠及全镇其他居民，有些人家会把多出来的电影票送给熟悉的人，于是，到了晚上电影快开场时，四面八方汇集到影院门口的人们大多都能碰到熟人。
据老职工回忆，八十年代在这里曾看过“人做戏”，记得是上海公交系统来崇明的慰问演出，节目有黄永生的“人民售票员”、“五分钱”、“三个老头侪姓刘”，和另一个邮电部门的演员表演的“为人民利益”，让他们第一次领略了“上海说唱”、“浦东说书”、“单口相声”等曲艺节目。
印象最深的还有大厅正门上方有个霓虹灯，经常是显示红色的“满”字，表示票卖完了。不过就算满了，还是通过熟人带进去，就是没有座位，只能站在两侧的走道里。
1995年前后，随着上棉三十五厂日渐没落，电影院终于被无情的转让，房子还在，只是换作他用，先是改建成了保龄球馆，到了2000年左右，保龄球馆因经营惨淡，再度易主，先是供销社的“金叶”超市，现在改为“华联”超市，成了“大卖场”。
时光如流，每每从这里走过，我都会用恋恋不舍的目光凝望它，心中涌现出别样的情感：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又好似在昨天。如今，人们再也不需要集中到文化宫和俱乐部参加活动了。但是，那些年在工人文化宫活动的热闹景象还是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坐落于工农路7号上棉三十五厂医院也是值得一提的地方，它是上海纺织系统600多家企业唯一的厂办职工医院。《崇明县志》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上棉三十五厂医院的前身为大通、富安纱厂诊疗所。1956年，该院有职工31名，病床24张，设中医、西内、外、妇科药房及化验、手术室等科室。1984年增设泌尿、心电图、超声波等科室，全院建筑面积1700平方米，有职工95名，病床66张。该院技术力量较强，50年代初，外科即开展下腹部手术，长期承担堡镇、向华地区天花粉和雷佛奴尔注射中期引产及医疗任务，并为本县培训300生余名实习医生、赤脚医生和保健员。
1991年，我在民本中学读高中，有好多同学是从三十五厂职工子弟小学毕业的，这所学校与纱厂也是颇有渊薮的。1946年2月，大通、富安纱厂联合创办职工子弟小学校，设一至四年级两个复式班，有教师3名。1947年新建校舍两幢，改名为大通纱厂职工子弟小学校。1956年，大通、富安两厂合并为公私合营崇明纱厂，该校定名为崇明纱厂职工子弟小学校。1966年9月易名为上棉三十五厂职工子弟小学校。学校50年代教学质量较高，高年级毕业生绝大部分考入中学。60年代重视体育教育，校男子乒乓代表队屡获县赛冠军，1975年获郊县小学乒乓赛总分第一名。1983年和1984年，连续两年获县航模竞赛一等奖。
当年三十五厂的技术骨干倪师傅，现在成了孤独的守门人
厂区的古树，盎然的守候
“位于崇明的原上棉三十五厂的一棵巨大香樟树，近日被当地绿化部门发现。这棵香樟树生长在三排现已废弃的厂房夹缝中间，树高19米，胸径5.9米，冠幅南北长27米、东西长30米，树径及冠幅创全市之最，估算树龄至少500年。除了这棵香樟树外，周边还发现了广玉兰、白玉兰、罗汉松，初步估计树龄都在百年以上。据介绍，这是近五年来，上海首次发现古树相对集中的区域。”
2013年1月7日，《东方早报》的这篇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
然而，已经关闭了近八年的三十五厂大门紧锁，谢绝参观，无法进去一睹这棵香樟树王的英姿。我试着从邻近的高楼俯瞰厂区，尽管满眼荒芜，但是“香樟王”的树冠还是直入眼帘，这棵500年香樟树可谓是独木成林，圆满的绿色树冠在屋顶上方高高地散开。
上棉三十五厂的香樟树
尽管满眼荒芜，但厂区里面纵横交错的小路依然绿意盎然。其实，这里，早在很久以前便处处都是绿色了。厂区的主干道两边，百花盛开，比公园还漂亮。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棉纺厂是崇明县内最大的企业，崇明县内没有什么公园，而棉纺厂内的绿化是当时最好的，香樟树所在的地方是原来的辅料车间，所有的厂房都是绕树而建，幼儿园也就建在附近。不过，当年的棉纺厂对外界相对封闭，因此，很少有人了解树木情况。
厂子虽然已经关闭，但是，这里的树木依然保持着盎然的生命力，仿佛在等候，等候着三十五厂涅槃重生的那一天。
厂子已关闭，这里的树木依然保持盎然的生命力
告别辉煌
“1984年，市属上棉三十五厂有职工3867人，是全县规模最大的工厂”。那时候，正是棉纺厂最为鼎盛的时期。
织布机的织针不断编织的同时，时间亦无声流逝。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受到纺织大环境不利因素的影响，这个年利润曾达千万元的中型纺织企业，经济效益逐年滑坡，并于1996年滑到了低谷，全年亏损达996万元。严峻形势面前，厂党政领导曾积极探索降本止亏的路子，一度止亏为营。但是，依然积重难返，上棉三十五厂的生产效益每况愈下，开始压锭减产，纺织工人们一批一批回了家，厂子也一部分一部分地萎缩、关停。2007年，曾经万千荣耀上棉三十五厂终于还是走到了历史尽头。机车间飞速运转的最后一部织布机，戛然停下。
“这好几千工人的厂子，说关闭就关闭了。”讲到这里，大伯皱眉、摇头、叹气，充满了不解，“很多老职工对厂子的感情特别深，好多工人都流泪了，那些都是好好的设备，都是我们辛苦建立起来的。看着这个厂慢慢垮掉，真有说不出的痛心” 回到现实，他心中有着莫名的感伤。
爬满绿植的墙体，依稀可见当年的繁荣
作为一个老三十五厂人，大伯虽然没有目睹它的诞生和成长，但却历经了它的辉煌和衰败。历史如流，时光如梭，如今，很多像他一样有着浓浓纱厂情结的人，每每经过工农路那个熟悉的大门时，总忍不住多看一眼，甚至久久伫立，那段远逝的日子，在他们的心中，始终鲜活而生动。
可以说，上棉三十五厂的历史，就是崇明纺织行业的历史，它的兴与衰，也恰恰印证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句老话。因为有了上棉三十五厂，才有了崇明工业发展的滥觞，其近九十多年的年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史的缩影，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社会意义。若干年后，这里可能是鳞次栉比的高楼，会比过去更加热闹，这里的居民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全是原来的“老三十五厂”，他们不再可能有过去的人们那种经历，一切都在消退。
然而，即使这样，我相信，在这个镇的一角，仍然会找到它的位置，记住它的名字：上棉三十五厂。
破败的厂房里，新绿破土而出
来源：《风瀛洲》杂志
历史如流，时光如梭，上棉三十五厂的辉煌和衰败，也是崇明几代人的记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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