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权赋能政策频出，科研人员真的能“我的科研我做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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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大家觉得是个问题，现在已不再是问题。”谈及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的落实情况，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林说，新的政策出台后，再也没有科研人员来询问能不能对技术路线进行调整了。“以前，对技术路线进行调整，严格来说，项目不能结题。原因是项目成果与之前的预期目标不符。”

“要让领衔科技专家有职有权，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要尊重科研规律，尊重科研管理规律，尊重科研人员意见，为科技工作者创造良好环境，服务好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出的殷殷期盼，已逐渐落实。

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策权，赋予科研单位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使用自主权，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

放权赋能的一系列政策频出，科研人员真的能“我的科研我做主”吗？

“科研项目实施期间，科研人员在研究方向不变、不降低申报指标的前提下，拥有更大技术路线决策权，有利于激发科研人员的‘主人翁’意识，增强科研人员工作激情和创新活力，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所长胡明春告诉记者，所里正在探索的项目制改革已初具成效，围绕项目目标，在技术路线选择等方面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

“原来设想的研究方向在具体操作中无法实现，或者说本来的研究方向很新颖，但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人家已早一步发表了成果，就应该及时做出调整。”李林告诉记者，过去要做出这样的调整需要向有关方面作出解释，如今给了自主权，自己调整就行。

但多名采访对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有了自主权只能是对具体的研究方向、研究课题和目标做调整，项目定性指标不能下降。

“好比你要前往人民大会堂，如果既定的路线中有部分路段修路，你可以选择绕行，但是目标不能改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院士这样理解。

多名采访对象认为，这样的调整很有必要，但还需进一步细化，和审计、督导等工作相配套。

李林认为，因为政策实施时间不长，现在还很难评价实施效果。“也许过两三年项目验收时，研究方向做过调整的课题能否通过验收，或者哪些调整允许被收受，才能做出评价。”

“研究工作会出现很多意外，如调查数据、人手、耗材等不够要增加，但现有资金却无法调配使用，造成研究无法进行或出现违规挪用资金，有违科研人员的初衷。”全国人大代表、西南交通大学教授罗霞说。

“一个育种经常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说，让基础研究心无旁骛，“人头费”改革应该提到台面上。

科研人员对科研项目的经费使用都颇感“挠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一年了，包括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项目管理均出台了一揽子的财政赋权细则。

“原来的经费中，设备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基本建设费预算一般不予调剂。”科技部重大专项司司长陈传宏介绍，去年重大专项新出台了“十项措施”，赋予科研单位科研课题经费管理使用自主权。以前不予调剂的费用中除设备费外，其他科目费用调剂权全部下放给课题承担单位。

“十项措施”中首提“智力密集型课题”，包括科研人员绩效的间接经费比例20％—30％不等，而对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课题允许突破比例。

罗霞建议，项目申请到位一般都在预研阶段之后才进行，预研经费成了问题，希望一个项目未用完的经费，能用于同领域项目的前期研究，推动接续发展。

“如果一个成果得到了资本市场认可，愿意出资促成转化，科研团队收益的80％—90％都归科研团队，可以是人力资源费，也可以用于研发。”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说，科研成果的使用权由科研人员自主决定。

自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以来，职务发明的使用权由科研人员所有，已经没有制度上的壁垒。但由于科研成果进入市场，涉及复杂的经济问题，在很多地方仍旧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

“根据有关制度，院校领导是无法参与自己成果的后续转化的。”罗霞说，但是研而优则仕是客观存在的，院校领导另一个角色也是科研骨干，拥有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一个制度松绑，另一个制度仍在掣肘，科研成果的使用权事实上没有赋予全部的科研人员。

此外，进入市场，进行的是经济活动，尽管被松绑，但很多科研人员不敢贸然“下海试水”。“仍需要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专业队伍进行服务工作。”李为民说，除了去年出台的“华西九条”，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还配套了一系列的专业队伍、完整清晰的服务流程，并且在人员考核办法上做了调整，促进服务人员的积极性。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是一整套制度的探索。”李为民说，不是把科研人员推到台前就能完成转化，要通过系统的配合提高成果在市场上持续发展最终成为产品的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