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垃圾分类企业的生意经（一个垃圾分类企业的生意经营）

从小区回收来的垃圾，经绿色地球工作人员转运到分拣厂。（南方周末记者刘怡仙/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8日《南方周末》）

从2008年起，专注垃圾回收业务的成都市绿色地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色地球”）开始在四川成都锦江区发力垃圾分类，并给每袋垃圾贴上二维码。通过这个二维码，居民每次垃圾分类行动都计入其账户积分，获得奖励。截至2017年5月，已覆盖成都602个小区20.82万个家庭，回收1.12万吨可回收物。由此，“绿色地球”一度被评价为全国试点范围最大、效果最明显、业务模式最可持续的垃圾分类项目。

一个用互联网手段，期许通过市场方式革新全民垃圾分类观念的企业，得益于政府扶持，也受其影响。它该如何走好市场化道路，做好垃圾生意？

垃圾换积分

周六中午12点，成都锦江区澳龙名城小区门口堆满了破烂。曹磊、刘双贞、包富元这三个95后学生在此支起收破烂的摊子。一周前他们在绿钻App上抢到绿色地球2017年5月13日的活动兼职。这是绿色地球为居民用户开设的专场活动，每周六在小区门口回收垃圾，称重计积分以及兑换奖品。同一时间，成都有58个小区支起这样的破烂回收摊。

“周开珍，塑料瓶250g。”刘双贞边称重边用手机打开用户账号记录。“积分好多（多少）？”眼前78岁的老太太仔细询问。“总共是639.15分。”周开珍满意地离开了，在这之后她陆续来了5趟，金属、纸张、塑料瓶、混合类，加起来总共有173.4分，可兑换17.34元现金。

翻看周开珍账户，第一条记录发生在2012年7月26日，连续投放一年的混合类垃圾后，于2013年9月15日第一次投放细分项玻璃1500g。此后，细分项垃圾投放记录越来越多。2012年10月31日第一次兑换清洁刷一支，2016年第一次兑换现金100元。

这一系列的数据隐含着许多信息，绿色地球在2012年进驻澳龙名城小区，已开展垃圾回收环保行动5年；居民投放可回收垃圾计入积分，不同品类积分不一，最低的是不分类的混合项；积分能够兑换包括牙刷牙膏在内的生活用品，2016年10月后可直接提取现金。

每一袋投入可回收垃圾箱的垃圾都有一个独立的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后，绿色地球即可知道用户门牌号及手机号码，积分及时查询。如果你往里丢进一件纸尿裤，微信上也会收到系统的温馨提示，纸尿裤属于不可回收物，请勿再次投放。

居民以这样的方式学习垃圾分类，或者丢之前查一下具体分类。骆先生说开始宣传的时候，每家领到小型的可回收垃圾筐及一卷垃圾袋，现在要以积分兑换。他挺赞成积分奖励制度，但是前一阵的旧冰箱还是找了外面的废品站，因为价格高些，还能上门回收。

刘双贞他们同样需要学习。曹磊一早上拒收了无数的纸壳鸡蛋托，休息时一查绿钻上的分类百科，才发现聚氯乙烯材质的鸡蛋盒不可回收，源于其加入有毒添加剂，属于其他垃圾，而纸质的鸡蛋盒是可回收的。作为兼职，他们有严格的考核制度，从见习做起，分别有一星、二星、三星三个等级，等级越高，兼职工资越高。

“我们就是互联网公司。”绿色地球策划经理杨琪并不希望绿色地球被误认为是一家公益机构，毕竟公司是要盈利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研发了一套垃圾跟踪与反馈信息系统，支撑整个垃圾分类回收运营体系，并给用户及兼职人员制造了游戏通关的奇特体验。

傍晚7：20，澳龙名城小区点位结束一天的垃圾回收工作，包富元开始完成签离前的10道测试题，第一道是：“新的塑料拖鞋可以按塑料称重积分吗？”收运师傅符本全将所有可回收物打包完毕后，三位兼职拍照上传，签离现场。5月13日该小区参与人数432人，回收总量1169.69千克。当天58个小区共回收21984.63千克可回收物。这些可回收物将被送至绿色地球分拣厂进行精细分拣，再对接至玖龙造纸厂、中国再生资源公司等资源再生企业，完成再生旅程。

政府购买服务

绿色地球的分拣厂建在成都偏郊外的龙泉驿区。始建厂长唐克勇中午时分已经出了两趟车，因为有位运输司机中暑入院，他只能临时顶上。

2008年，绿色地球创始人郑皓元在杂志上看到美国“Recycle Bank（回收银行）”的项目介绍，它通过一种绩点来奖励环保行为，支持回收。参照此模式，郑皓元随即在成都创立绿色地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当时全国全年垃圾清运量为15437.7万吨，全国未有一座城市建立自己的垃圾分类模式，垃圾分类热度极低。居民往回收桶内扔剩菜剩饭，收荒者将桶内的回收垃圾拿走，草创期的绿色地球遇到麻烦不少。

转机发生在2011年，成都市锦江区政府试点引入社会力量解决垃圾分类问题，以专项财政补贴对垃圾分类实行外包。绿色地球在《锦江区居民院落生活垃圾分类服务》招标中成功中标，以三年为服务期限，发展80000户居民用户。

这一笔总数三千万元的资金，缓解了绿色地球的运营困境，使其重燃生机。后被称作“垃圾小王子”“破烂王”的汪剑超也是在这个时候选择加入绿色地球。2011年底，汪剑超担任绿色地球执行总裁。一年后，绿色地球成功发展31490户居民，超额完成区政府的签约任务。2013年初，趁着良好发展势头，绿色地球提前完成年度任务，直达50000用户量。

危机悄然而至。由于招标项目审查，各街道在拨付2013年第一季度的款项后再无拨款。“这个时候很尴尬，任务我们提前做完了，拨款中断了。”年初新增的20000居民用户瞬间成为沉重的负担，汪剑超只能带着团队苦熬。最难熬的7、8月份，员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给居民兑积分的奖品只能限额发放。绿色地球被领不到兑换品的居民质疑为骗子，员工遭用户围起来声讨。

困难持续至年底，政府的拨款恢复。“再多几个月，可能就不行了，幸好坚持下来。”汪剑超在事后感慨。在这期间，绿色地球将设计的运营软件注册专利，全称为“绿色地球垃圾智能跟踪与回馈信息系统”（简称WITAS）；分拣厂搬迁至3000平米的大厂房；回收垃圾桶设计为1.8米不可回转的大桶，上有标语“世界的改变不是少数人做了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了一点点”。

此后，绿色地球的收运与分拣模式引发公众和媒体关注。2014年7月，时任住建部副部长陈大卫到场调研。一年后，另一位住建部副部长陆建华到访。绿色地球的垃圾分类服务关注度空前。

同年底，转型机遇再次落到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上。绿色地球中标成都市城管委打造城市建设管理转型示范片区的生活垃圾分类服务项目，获得2000万元资金，服务拓展至青羊区、武侯区、金牛区、高新区，覆盖90000户居民用户。突增的工作量引发团队内部震动，汪剑超决心进行规范化、规模化调整，开发兼职平台App绿钻，将专场活动能力由50多场升级至300场，华丽转身。

同为收荒者？

在分拣流水线上，七八个分拣员错落分布在两边，选准自己分的品类拣起，纸品、金属、透明塑料瓶、绿色塑料瓶、鞋子、衣服各有归宿。“我们能分四十多种，光塑料就分响料、花料、黑料、白料，白料又分大白料、小白料。”唐厂长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厨余垃圾并没有被纳入绿色地球的分类范围。在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基本分类中，绿色地球只选了其中最易做的可回收一类，因此，难免被拿来与收荒者做比较。

过去数十年间，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由数量庞大的收荒者承担，他们翻拣垃圾桶里的废品，上门回收居民整理好的纸板、塑料瓶，有人甚至称真正进入环卫系统的垃圾都是收荒者拣过的。

“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是从垃圾分类的角度去看，收荒者不收低值的可回收物，我们要收。”杨琪这样解释。所谓的低值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玻璃、废木材、废塑料等回收价值低，不挣钱的破烂。成都再生资源行业协会会长孙小平曾在论坛上介绍2016年受经济形势影响，废品价格走低，甚至有些废品低于回收成本，成为废品回收中的“鸡肋”而沦为城市垃圾，给城市环卫运行管理、垃圾焚烧和填埋带来巨大压力。

汪剑超则以数据说明垃圾分类企业与收荒者之间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2016年全国城市统计垃圾处理总量是1.9亿吨，估算可回收垃圾至少占20%-30%，垃圾分类企业要做的就是目前浪费的这部分。而没混入环卫系统，流进废品回收行业的大概是六千多万吨，才是收荒者参与的部分。

“需要一个减量目标与绩效考核。”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北京零废弃联盟发起者毛达认为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形式进行可回收工作是可行的，但一定要比原有的废品回收行业产生更大的效益与价值，例如能够回收低值回收物，避免原有的废品回收中不规范的操作导致的二次污染。他提到，以参与数、覆盖量做考核标准还是初期宣传推广阶段的工作，后期必须要有所转变，明确垃圾减量的目标。“过去做了很多事，但都没有明确垃圾分类就是要做垃圾减量、减少焚烧的目标，我认为这也是垃圾分类实践多年仍无成效的原因。”